
沈粲像

沈粲《草書千字文》(局部)

沈粲《書應制詩》
沈粲(1380—1453年),字民望,自號簡庵,松江府華亭縣(今金山衛鎮大石頭)人,為沈度之弟,明代書法家。
據傳沈粲八歲通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,十歲便能寫楷書、草書。草書法懷素,章草學宋克。少年時家貧無紙,每天在墻上懸腕練字,筆力大進,飄逸遒勁,自成一家。鄉里的長者都感到驚奇,也有送子弟跟隨沈粲學習書法的,前后達到百人。
十三歲時沈粲父母雙亡,其兄長沈度又被發配云南,他獨自閉門讀書。沈度入京后,向明成祖舉薦其弟,沈津《吏隱錄》云“沈度嘗言語上,云‘臣有弟粲,其書勝臣。’遂亦被征用。”正是因為兄長的推薦,沈粲得以入秘閣,授中書舍人,同樣賜予二品袍服,泥金象笏,累官至大理寺少卿,與其兄齊名。
據《明實錄》記載,永樂十四年(1416年),沈粲由翰林院修撰升為侍講學士、中書舍人。宣德二年(1427年),沈粲由翰林院侍讀升為右春坊右庶子。正統元年(1436年),沈粲由右春坊右庶子升為大理寺右少卿,仍于文華殿書辦。正統十一年(1446年),沈粲由大理寺右少卿升為左少卿,仍于內府供事。
沈度、沈粲兄弟雖然同在翰林,但友愛無間,并沒有“兄弟鬩于墻”。
有一次沈粲得了眼疾,沈度親奉湯藥,照顧細微,幾天不合眼,后來找到一個姓顏的神醫治好了沈粲的病。二人又都是因為書法得以進入翰林,但在書法上他們各有特色,互不逞強,如陸深《題所書后赤壁賦》說“民則不作行草,而民望時習楷法,不欲兄弟間爭能也。”明代松江書法甲天下,大抵皆源于宋仲溫、陳文東,至沈度、沈粲,以書法知遇于明成祖。兄弟之間,沈度不作行草,沈粲偶寫楷書,兄弟之間友愛謙恭,不以書法爭能,時人都以為難得,并稱“大小學士”。
沈粲在沈度去世后,立即接替他成為撰寫官方文書的重要書家,宣宗及英宗朝國家大典所需要的大制作,可以說都是出自沈粲的手筆。
沈粲為人端厚,謙虛內斂,獎掖后進,又品性高逸,不拘小節,故自號“簡庵”。沈粲和沈度都是宋克的學生,松江“二沈”即指兄弟二人。沈度以婉麗取勝,沈粲以遒逸見長。沈粲尤擅長草書,學明初的宋璲、宋克,而參以鐘繇情旨,行筆圓熟,意趣遒逸。其特點是亦用硬筆健豪,參以章草筆法,但燕尾的波發多短促,不作刀劈的形狀,而是狀如挑剔的點子,自上而下的轉折處是提筆圓環,而不是方筆硬折,自下而上的轉折處則方硬如削,這和宋克不同而自成風格。豐坊《書訣》稱其“學宋克而得鐘(繇)體,大非其兄所及”。王世貞亦稱他“章法尤精,足稱米南宮入室”。董其昌對二沈頗推崇,稱“文(徵明)、祝(允明)二家,一時之標,然欲突過二沈,未能也。”
晚年,沈粲厭棄楷書,喜歡行草,得宋仲溫、陳文東之三昧,門外求字者常不斷。
沈粲并長于詩,晚年時以詩與昆山青年詩人葉盛通信。正統十四年(1449年),沈粲年七十,致仕還鄉,將皇帝所賞賜的金銀用來營修故居,和親族朋友在饅老堂中宴飲。景泰四年(1453年)卒,年七十四歲,皇帝遣官諭祭。
沈粲居處名榮賜堂,在日河匯,與沈度相鄰。遺著有《簡庵詩稿》,有詩2000余首。比較著名的書法作品有《千字文卷》《重建華亭縣治記碑》等。
沈粲以善草書著稱,他的草書力追前輩宋克的章草,王世貞題《沈粲書姜堯章續書譜》道“行筆圓熟,章法尤精,足稱宋南宮入室。”受趙孟頫影響的元代書法家,大都強調婉約豐美,圓轉自如的美感,草書的表現在于以快捷的用筆,緊密的結字,追求一種字字不連但是氣勢貫通的美感。但是沈粲的草書,卻是在元末的草書基礎上,衍生出別具一格的效果。他更多關心線條的清簡遒勁,在不斷行筆的過程中,作著起伏按壓的動作,讓線條產生躍動的轉折以及細微的起伏變化來。這種宛如呼吸的線條,在他喜歡作“連綿草書”的考慮下,發揮得更為徹底。
從他的草書作品《千字文卷》來看,通篇運筆迅疾流暢,點畫遒勁峻拔,加上眾多章草筆法和結體的糅入,平添古雅的韻味,所以沈度說“其書勝臣”。
沈粲能夠進入翰林,固然有沈度的推薦,自身的書法能力,也是更為重要的因素,沈度的這番話,未必是謙虛。
沈粲的《書應制詩》,是用楷書、行書及章草三種書體寫就,書史上將這種諸體并陳的書法作品,稱為“四體書”。
沈粲的這件作品中比較幸運地保存了他難得一見的楷書。因為兄弟友愛,沈粲不常作楷書,所以他的楷書并不為人所稱。從這件作品來看,仍是宋克書風影響下的結果。但是相較于沈度豐腴妍媚的書風,沈粲在線條的處理上,較為明顯的省略了比較多的動作,在表現撇、捺等彎弧的線條時,不像沈度那樣刻意放緩速度,修飾成平滑的魚肚狀,而是保留了運筆時,略為快速轉折,所造成的切角。這種鋒銳轉折,使其有別于沈度,呈現出其兄書法中沒有的勁挺。
《朱熹感遇詩》卷,是沈度和沈粲兄弟合作的作品,沈粲以章草書八首詩在前,沈度以楷書與章草交錯、字形大小不一的書法在后。
沈氏兄弟的草書很相似,但是沈粲的筆法更為輕盈和活潑,沈度的字較為凝重,特別是小字草書。
在書法史上,二沈的地位較高。
從現有的文獻來看,除了對二沈的書法作品給予贊譽,更多的是記錄二沈在宮廷所受到的追捧榮寵。這種榮寵在后來又轉化出更高意義,認為是他們的人品高尚,所以才獲寵遇,而人品即書品。書史對于二沈的贊賞,除了事實的描述外,不無歆羨之意。二沈的書法經過皇帝的推動,很快成為全國流行的書風,發展為日后的館閣體。后人多以此詬病二沈,但將館閣體歸因于二沈,實在是冤枉。應該說,館閣體的形成,自有其千年流變的過程,始作俑者應是歷代帝王,沒有他們的首肯,當不會如此風靡……
(作者系金山區博物館文保部主任)